时空穿越：我是宇宙设计师

“我对此的看法是，我们得根据国情而论，具体情况总得具体分析，不能刻舟求剑，按图索骥，但也不能过于因地制宜，盲目进取。”

张江走到海边的护栏边停了下来，他看着喧嚣的港湾，没有波澜壮阔的海浪，只有川流不息的船只和船笛声远近交融。

“你看前边的油轮，靠岸了就得放慢船速，远航了就得加快速度。要想既讲效率，又想兼顾公平，就得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难，是非常难，但总有一个突破口。

目前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一个科技高度发达，人均收入高达三万有余，拥有地球最好，最完善基础设施的国家，却依然把自己定义成发展中国家，有些令人愤愤不平。

但目前我们确实是前有强敌，后有追兵，不想过早置立于发达国家队列，也确实是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

少支付联合国各种会费是另一回事，关键是咱们还得继续韬光养晦，积蓄实力，待时机成熟，再厚积薄发。”

“嗯！言之有理，”吴勇夸赞说，他鼓励张江继续讲下去。

“既然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定位，那么必然还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相对要讲究效率一些。讲效率就得把更多资源倾斜到城市，大城市发展得越好，效率就越高，这点不容置疑，有着科学性认证。

我们明明看到祖国大地，广大农村地区破败荒凉，国家的政策依然是以各种福利的方式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吸引到城市去。

几十年的政策积累，现如今农村人口从巅峰的十亿人口减少到了不到三亿人口，但现在各个城市依然开足了马力去吸引农村人口到城里去。

一方面是拉动经济，提升消费水平，一方面是城市建设的需要，城市规模扩张需要大量农村人口加入进来。

这就是效率的威力，几乎掏空了农村有生力量，以后再也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说法了。城市的胜利，就意味着人类的文明进步吗？我在此得打个大大的问候！”

“那你说，怎么样才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吴勇对此显然持有不同意见。

“还是提高效率，我们得迅速做大蛋糕，让每个国民都分到足够量的蛋糕，虽然分到的份额少了点，但分到的量却多了很多。

只有城市快速发展，才有科技快速进步，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融合，是有利于发明创造的，大规模的人口聚集，是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

有人研究，城市规模遵循着1.2倍的数学系统。在生物学上，当复杂系统的整体大小增加一倍时，许多子部分却不会因此也增加一倍。

相反的，某些部分仅会增长约80%，其他部分将增长约120%。这两个增长率的惊人一致性被称为——缩放定律。

从生物学到物理系统，缩放定律在世界各地无处不在，当然，这一定律也适用于城市。

比如，如果一个拥有20个加油站的城市人口增加一倍，则加油站的数量不会增加到40个，而只会增加到36个，0.8倍的增长率适用于城市大部分基础设施。

由于这种增长速度比加倍预期的要慢，因此称为亚线性增长。这就是我们国家追求效率的亚线性增长模式，比星罗棋布的广大农村更有效率，能快速做大蛋糕，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生存指数有着巨大的帮助。

这是国家城市化的真正目的，先牺牲公平，亏待农民，集中人力物力到祖国最需要的方向，重点突破国家面临短板的地方，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只要我国提高了国民生产效率，也就等于提高了我们的生存能力，以及快速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稳定国民预期。

当一个国家把提高效率放在重要位置的时候，她的国民积极性很自然就被调动了起来，就像是被上了时钟的发条，要争先恐后，不停地运转，他们有着敢为人先的精神，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种实干精神，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面貌，任何国家只要把效率放到重要位置，她的国民就像发了疯似的勤劳努力，为了那个所谓的金钱，满足自己的野心和欲望。

这就是我国目前普遍性的价值观，衡量人成就的唯一标准是你赚了多少钱，给家人做了多少贡献，给国家做了多少贡献。

总体来讲，效率优先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整体是利大于弊的，至少国民经济蛋糕做大了，每个人从中分到的蛋糕就多了。

这比一些国家寅吃卯粮，坐吃山空强多了，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在努力奋斗中斗志盎然，野心和欲望不断推动着他前进，也就不容易得抑郁症，富人病了。

我们国家给每个国民努力奋斗就能改变命运的机会，这种良好的机制给想上进的人奖励，给想躺平的人物质基础，也就是用富人的钱养懒人，用中产阶级的劳动成果反哺落后贫穷地区。这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逐步向欧美发达国家靠齐，一个文明的步伐，也是历史趋势。”

吴勇闻言，他对一些细节也不想苟同，他需要跟他探讨一下，比如张江刚才说到的牺牲公平，亏待农民这些夸张用词，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小江！你能否跟我解释一下国家是怎么牺牲公平，亏待农民的吗？”

未来老丈人的问题，使张江意识到，他深深烙印在心底的，偏于狭隘的民族情节，他因此发表个人观点的时候不得不注意这些细节。

他非常理解老丈人的这种民族情节，因为他本身也拥有着这份民族情节，要是听到别人说自己国家不好，心里就会不舒服，就会抗拒，反驳，甚至到人身攻击的层面。

这种狭隘的民族情绪一方面是出于历史的悲痛记忆，另一方面是我们深刻意识到，只有通过每个国民的努力奋斗，珍惜羽毛去为国家做出自已的一份贡献。

先辈们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的枪林弹雨，抵御外侵，经过一代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我辈今日之美好生活。

昨日是先辈们在战火连天里拼死杀敌，艰难奋斗，无私奉献，才有今日的辉煌成就；那么我辈就要在和平年代里尽可能地使用民族品牌，像北韩人民一样发扬光大民族品牌，这就是我辈今日之上阵杀敌，共抵外辱的一种民族情节方式。

这些民族主义者们，他们以此来维护国家利益，歌颂民族英雄，才能使国家在物竞天择中发展壮大，才能国泰民安，才能继续为他们下一代的好日子打下丰富美好基础。

现在舒舒服服躺在温床寅吃卯粮的欧美国家，也都是他们的先辈们，经过一两百年的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巨额财富，才使得他们的生活可以如此闲庭信步，悠哉游哉。

这在国际社会上被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是目前为止人类共同体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它比起泛滥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江对此的回答是：“近观日韩两国，他们对本国农民都实行了大量的惠民政策，南韩有着势力强大的农协保护着农民利益，小日也有自己的农舍保护着农民利益。实质上是拿城市居民的收入来补贴农民那点微不足道的收入了。

因为这两个国家跟我国非常相似，除了都是继承了儒家文化传统，他们的人均耕地比我们的人均耕地还要不足，个人一小块一小块的农田使得农业生产水平低下。

日韩两国的做法是通过民间这些组织去抬高农产品价格，使广大农民受惠，但又使城市居民受损。

我国不说正好相反，但在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上，就体现不出农民的劳动成果。有些时候，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一旦遇到点天灾，就等于白干了一年，甚至还损失惨重，一些农民为此还会负债累累。

虽然我国对农民群体也进行了大量的补贴，但这种补贴远远不够。相比日韩两国农协组织直接对本国农产品的高价出售，我国政府给农民的那点补贴可谓是杯水车薪，我国等于是拿农民的收入补贴了城市居民。

相对日韩城市居民的农产品高消费，我国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尽是物美价廉的农产品。这确实对城市居民非常友好，但对老实巴交的农民实质上是一种剥削。

政府把农民置于非常低廉的地位，这就进一步导致了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产生了巨大差距，这种贫富差距是远远大于日韩两国人民的。

有些地方的日韩农民，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还高过了城市居民，这就使得有些农民为了生计，不得不留在农村发展经济。

吴勇说：“我们对此的看法非常一致。”经过未来女婿这么一通分析，他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意见分歧。

吴勇对他可是越发赏识了，这个年轻人，五年前还是一个地痞流氓，现在简直是脱胎换骨，面目全非了。

他指的是思想上的面目全非，张江的言谈举止，和隐约流露的那股匪气，吴勇似乎还能闻味到他品性上的一些蛛丝马迹。

他饶有趣味地继续问道：“嘿！小江！你是如何看待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种发展模式的？”

张江想了想，他说：“我对此的看法是，国家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得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国有企业，只有发展好了国有企业，才能更大更有效地发挥国有企业对国家经济的调节作用。

这方面有利就有弊，一种政策的两面很难做到两全其美，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就会挤压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生存空间，影响我国的营生环境以及打击民营企业的积极性。

国有资产占比过重，也会挤压国民资产积累和国民实际收入水平。纵观全球，哪个国家的国有资产占比越高，国民的实际收入占比就会越低，国民的财富积累占比也会越低。

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国有经济为主，兼顾民营经济发展的策略在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是具有明显效果的。

毕竟经营企业的目的是盈利，民营企业不可能随意接受国家不分青红皂白的政策调控，他们也不能理解国家的宏观调控危害到个人利益，因此国家发展初期重点发展国有经济是非常有必要的。

随之国家经济发展到如今的庞大规模，国民收入也从中获得了巨大提升，国际环境和国家生存能力也大为改善。

现如今最有效的发展模式不再是继续壮大国有经济发展，而是释放居民消费能力，也就是以第三产业消费发展模式为主，拉动国家经济继续发展。

怎么释放居民消费能力？我的个人观点是尽快施行富民政策，大幅提高国民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占比。只有人民拥有更多资产占比和收入比率，才能进一步提振国民信心，释放国民消费潜力。”

吴勇不得不服道：“小江，想不到你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会如此深远，也就是说，以前国有经济占比六成，非常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宏观调控，国民收入主要是储蓄为主，多余产品用以出口赚外快发展国家经济，积累资本，积累技术，形成厚积薄发是不是？”

“没错，老吴，你的理解能力在我之上。”

“哎！小江！你这是夸我吗？你明摆着是通过夸我来抬高你自己嘛！”

“好好好！我依你的意思。”张江一脸坏笑。